前战地女记者拍了部纪录片,许多人看完想去芬兰重新上学
时间:2019-11-13 19:45:57

在芬兰的一个康复服务中心,一位老妇人拿着笔,小心翼翼地画着草图。周轶君看了很久,好奇地问她是否学过绘画。老人笑着摇摇头,说他从小就喜欢绘画。

“他们画画不是为了互相竞争,所以他们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画画,在纸上自由表达自己。”听着芬兰老师的解释,周轶君突然像个孩子一样感到了眼泪,并被他身边的老师抱住了。

优酷的独立纪录片《外国的童年》中,这一场景也让许多观众热泪盈眶。“我真的很想再去芬兰学习”,“我生活在芬兰,没有否定、焦虑和不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唱不好歌。这位老太太的爱好没有得到评论,这是全社会的宽容和鼓励。太棒了。”在弹幕中,有许多类似的评论。在豆瓣,在国外的童年也得到了9.2的高分。

当周轶君第一次成为纪录片导演时,他促进了对充满焦虑的教育主题的情感联系和概念思考。这部纪录片的焦点不仅在于父母,还在于反思自己成长经历的年轻人。

周轶君曾经环游世界。她是世界上唯一在巴勒斯坦的女性战地记者,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国际问题作家,脱口秀圆桌会议的常客。然而,这一次,她从两个孩子的母亲的角度访问了日本、芬兰、印度、英国、以色列和中国,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和疑虑,从“社会”的更大层面寻求教育启示。

她试图在旅途中找到许多答案。为什么日本人追求完美和集体主义?芬兰学校不参加考试。为什么孩子们在国际测试中表现如此出色,并且能够创作出世界闻名的创造性设计?印度的资源不平等,公共教育不值得称赞。为什么印度首席执行官占世界500强公司的30%?为什么以色列成为“创意国家”?世界著名的英国贵族教育是什么样的?倡导传统文化的中国能为未来世界做些什么?

教育是全世界家庭的共同问题。对周轶君本人来说,“异国童年”不仅是她作为母亲“消除疑虑”的旅程,也是她重新审视自己的过程。

"我们的上一代,包括我,很容易就告诉孩子们你不能这样做。"在接受第一财经的独家采访时,周轶君表示,中国教育经常容易打击儿童,破坏他们的好奇心和信心。她对芬兰教育最感动的是,老师关注每个人的内心,避免竞争。“相反,我们只关注跑在前面的学生。因此,你会看到一些人学习成绩很好,可以找到好工作,但最终他们会变得空虚,他们的心会枯萎,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爱好。这是最悲哀的事情。”

在行走的过程中,她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教育理念。

日本大阪莲花幼儿园的孩子们赤脚跑步,穿着暴露在操场上,不仅是为了保暖,也是为了释放能量。校长告诉她,“孩子是父母的老师,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不是主导关系。”日本儿童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学习做家务和种菜。他们有很强的自理能力,并且在很多细节上被教导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

芬兰孩子高中前几乎没有考试。纪录片中的学生穿着奇怪的衣服出现在课堂上,或者坐在健身球上听课。芬兰的特殊森林课程不带孩子们去学习野外生存技能,也不学习晦涩的植物名称。老师只要求他们闻到树的味道,凭空想出一个名字,自由表达自己。面对对某个科目不感兴趣的孩子,老师首先发现他们的亮点,然后思考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不吸引人。

周轶君还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父母一样焦虑。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温妮·斯蒂格·马丁(Winnie Stig Martin)曾以一本书《我是母亲,我需要一个铂金包》揭示了纽约上东区母亲们的群体焦虑。在曼哈顿的上层精英阶层,母亲们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一场教育战。

在中国,“海淀母亲”和“顺义母亲”是可以与纽约上东区相比的同一个群体。在顺义的富裕阶层,维持阶级地位的非同寻常的养育之战同样激烈、荒谬和累人。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许多母亲心中都有顺义的母亲,这很能引起共鸣。”周轶君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国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迅速扩张。这个群体很难迈出下一步,而且害怕阶级下降。“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对教育并不十分焦虑,而中产阶级是最焦虑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没有上一代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而社交媒体传达了他人的完美生活和对成功的狭隘定义,造成了更多的焦虑。”

另一方面,周轶君的教育理念也是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我不可避免地带来竞争的阴影和惰性,并且总是想,孩子们能做得更好吗?"拍完这部纪录片后,她更认为父母应该接受孩子的琐事,不要控制他们,不要有太多的期望,并保持良好的平衡。"最好的教育在于成人成为学习者,并且不停止成长."

去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Research Institute)宣布,未来几十年,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大量工人拥有的技能将被自动化机器取代,人类将失去8亿份工作。

“将来不会有标准答案,也不会有稳定的高薪工作。我们都将生活在世界各地儿童创造的未来。夸张地说,教育也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周轶君说,每个人都会思考自己和世界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与一切都有关系。

“我拍这部电影,并不是说我找到了最好的方法。但是我学到了很多,改变了主意。如果我能做到,所有的父母都能做到。给予孩子平等和尊重,培养他们独立学习的能力。”周轶君说她只是一个安慰自己的母亲。巡回演出的结尾希望成为观众思考教育的起点。

对话周轶君:不管孩子们参加多少兴趣班,他们都无法面对未来。

第一财经:在纪录片《外国的童年》中,最感人的是芬兰教育,它一直被视为欧洲乃至西方的榜样,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之一。他们的教育完全是“去竞争的”,平衡的和以价值为导向的。回顾中国的竞争性教育体系,你有什么想法吗?

周轶君:事实上,不只是今天。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选拔顶尖人才的方式一直都很有竞争力。过去的科举制度和现在的高考都需要选拔最好的人才。这也让我们所有人都想成为最好的孩子,而不是最顶尖的孩子,他们常常没有被光照亮。这也不能怪中国。我们的人太多了。

即使在欧洲,英国和芬兰也完全不同。芬兰人口只有500多万,每个人都极其珍贵,这决定了他们的教育原则——不应该落下任何一个孩子,每个普通孩子的亮点都能被看到和发现,老师会照顾每个人的特点。

事实上,纪录片中有一部分没有播出。英国人不承认芬兰的教育体系,甚至不承认芬兰的“黑人”教育,认为他们的模式不能被引用。英国的教育资源也不均衡,集中在顶层。与私立教育相比,公立教育并不那么自豪。

近年来,数百名英语教师也分批来到上海学习。如何教数学以便大多数孩子能跟上进度?英国公立学校也想从“语文教学”中探讨为什么中国孩子在数学方面表现出色。

考试,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从普鲁士王国时期就开始使用了。它使人们能够尽快掌握知识点。当然,这种方法今天似乎已经过时了。芬兰现在学习网络教育,采用普通教育,这实际上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旧式私立学校。没有具体的科目,但它涵盖所有科目。

因此,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情和文化决定了教育制度,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我也对芬兰高中前几乎没有考试或绝对自由有所保留。

从纪录片中,我们找不到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我们能理解并容忍它。我们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教育的。

第一财经:观察不同国家的教育,你认为好的教育有什么共同点吗?

周轶君:首先,良好的教育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完整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教育是激励他们学习。我们应该让孩子们意识到教育不是目的,而是让孩子们明白学习的目的。尤其是毕业后,一个人应该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能够思考自己的生活。

中国父母真的曲解了这个标准。我们一直钦佩高考和知识。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教育地位。对于参加高考的孩子来说,最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做。

从科举考试到高考,这一直是一些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然而,今天的社会运作和分类已经改变。我们不能靠这种方式背诵前人的东西。孩子们需要开阔的视野。

第一财经:作为母亲,你对自己的教育理念做了哪些修改?

周轶君:未来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创造性人才。如果孩子们从来没有自主学习或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从哪里来?因此,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思想,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放弃(对儿童的控制)。然而,这并不是说父母不应该做任何事。在家庭的小教育环境中,最好给孩子一些平等的尊重和自主权,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未来将面临经济、气候和环境的许多变化。下一代将面临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他们的环境将更加恶劣。这也是我想说的。不管你今天给你的孩子上多少兴趣班,他们都无法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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