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
时间:2019-11-07 19:50:19

主持人周荀子

客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张毅

李建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生态文明教研室副教授张临江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哪些宝贵经验?未来社会治理将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中国经济时报》邀请了社会治理领域的三位权威专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中国在社会治理领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一名长期跟踪研究社会治理的专家,请问新中国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

张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治理任务和目标。通过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社会治理经验。

一是把民生保障作为社会治理的源泉,把以人为本的发展作为社会治理的原则,把改革开放中的人民满意度、安全感、成就感和幸福感作为评价标准。

第二,坚持维权与维护稳定相结合,创新治理方式。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将维护稳定与维护权利相结合,形成维护稳定与维护权利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第三,社区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形成综合管理体系。如果它不是自治的,仅仅依靠别人来治理将会花费很多。此外,其他治理的衍生过程也是治理成本依附于治理主体的过程,也是治理成本无限膨胀的过程。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层的自主作用,形成一元多党的治理结构(一元是党委的领导,多方是参与者)。在德治方面,我们应该修身养性,形成一个内化人心、外化行动的秩序体系。法治就是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解决矛盾。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将现代德治与现代法治紧密结合,形成一整套既激发社会活力又充满秩序的社会结构。

第四,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模式。共建就是共建和谐家园,共同治理就是共同治理一个活生生的社区,共享就是共同享受发展和治理的成果。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的一套执政经验。

第五,建立国家治理主导社会治理的模式。为了树立新的治理观,治理不应被理解为法治部或综合管理部的工作,而应把综合管理部、法治部或公安部的工作视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视为一元多党的“一方”,而不是“元”。这是从长期社会治理实践中获得的基本经验。

第六,积极发展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和强大的社会调节力,就很难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社会、市场和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力量。只有当一个强大的“社会”形成时,它才能发挥与市场和政府同样的“治理”功能。

李建伟: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在社会治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认为,除了前面专家提到的“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宝贵经验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关注。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整体作用和核心领导作用,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保证。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

二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两者都属于社会建设范畴,密切相关,相互促进。

第三是把社会治理的重点放在基层。基层是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城乡社区是人民的基本生活空间,社会治理的重点必须落实到城乡地区、社区和居民日常生活中需要治理的问题上。

四是有效发挥社会自律功能。继续提高基层自治水平,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专业服务和扩大社会参与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将努力使千千的1000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国家进步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

张临江: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中国通过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安全社会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信用社会建设和健康社会建设,实现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同步。

第二,坚持改善民生和社会治理的“两只手”。一方面,通过社会事业的发展,人们会有更多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努力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调动多个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提升社会认同,激发社会活力,应对社会风险,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第三,坚持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我们密切关注重大社会矛盾的变化,适应社会成员、利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适应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的变化,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充满活力、稳定有序发展。

未来社会治理的挑战反映在许多方面。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未来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张毅:虽然我们在治理现实社会方面创新了一整套经验,但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网络社会。我们称网络社会为在线社会,称现实社会为离线社会。离线和在线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

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增长点的出现,我们需要继续创造治理网络社会的经验。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在线和线下生活,延长了在延长线上生活的时间,从而扩展了在线生活的功能。在整个网络社会中,不仅有商品的制造过程,也有社会服务的提供过程,更多的是源于信息的传播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适应时代发展,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以适应科技发展和网络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要求。

李建伟: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七个方面的风险:一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等经济风险将会传导到社会领域;第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冲突频繁,容易发生。第三,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如老龄化,对社会治理状况产生了长期影响。第四,社会保障失衡的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第五,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要求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第六,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技术对社会治理的领域和方式具有颠覆性影响。第七,世界正处于一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干扰中国的社会秩序。

张临江:首先,社会生活变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结构化的。例如,收入分配和财富结构的变化、城乡和区域结构的变化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化都容易成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此外,传统的“单位制”社会逐渐解体,社会成员的重组成为社会团结和社会融合的突出任务。但是,政府、党群组织、社会团体、城乡社区、家庭、各种企事业单位等。都遇到了新的问题,如何在新时期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找到正确的位置,发挥良好的作用。

第二是经济和社会进步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但也成为新的社会问题高发的领域之一。此外,现代金融深深嵌入人们的生活,全社会流动性趋势加快,很容易变成“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

第三,社会成员利益和观念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社会利益的分化、保护个人利益理念的兴起和社会空间的扩大,促使人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维护权益。教育和文化的促进以及各种思想的交流增强了整个社会对民主、法治和参与的意识。社会成员主观意识和情感的变化,在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后,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的社会心态。

用多种措施促进社会治理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新的趋势和任务,你对中国未来推进社会治理有何建议?

张毅: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应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建立新的社会治理机制,防止社会流动过程中流动渠道不畅的问题。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防止人们在“锈带”中的职业地位下降,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专业职位,并防止人们的社会地位下降。

第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自觉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底层贫困群体的规模。为了可预见地形成促进稳定的新治理模式,必须在社会保障与就业结构调整、社会发展与创新改革之间形成新的平衡,提前规划,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制定治理政策。

第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注意广大人民群众不同群体的需要。在现实社会中,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满足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满足他们对法律公平、社会公正、社会发展机会、参政议政等方面的需求。在网络社会中,我们应该形成网络管理机制,继续加强网络管理。此外,为了保护普通人的利益,我们不仅应该鼓励新格式的增长,还应该加强对传统行业如零售商和实体店的保护。

李建伟: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任重道远,但三点非常重要:一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继续加强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治理。三是坚持百花齐放,因地制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传播实践经验。

张临江:首先,要进一步巩固社会治理的基础。我们应该继续把社会治理的中心下移,把更多的政策、资源和人力资源向基层倾斜。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和组织化,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弥补城乡社区治理的不足。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协商,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管齐下”,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管齐下”。

二是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面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的背景,有必要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在充分发挥党委领导和政府责任作用的同时,也要积极调动社区居民、社会工作者、社会团体、志愿者、企事业单位、慈善公益力量等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人民群众依法以多种方式和形式管理社会事务,形成社会协同治理的“新生态”。

三是进一步应对各种社会风险和挑战。我们要未雨绸缪,做好保障就业和生活质量的工作,积极防止经济领域的风险向社会领域转移。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社会冲突,控制群体性事件,确保社会领域的风险不会扩大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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